2022年全球经历了极不平凡的一年，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部面临三重压力以及疫情散发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总量首次达到121万亿元，同比增长3%，实属不易。其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贡献率分别为32.8%、50.1%、17.1%，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和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展望2023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将呈现稳固恢复态势，消费和房地产投资或将接续基建投资和出口，成为新的增长动力，预计全年经济增速达到5.5%左右，回升到潜在增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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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仍面临不少挑战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特别是外需方面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仅为1.7%，大幅低于其半年前预测的3%，也明显低于IMF和OECD分别在2022年10月和11月的预测(均大于2%)，95%的发达经济体和近70%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2023年增长预测都较前有所下调。IMF则预计占世界经济体量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都有可能在今年陷入衰退。从最新的趋势看，世界经济正在以更快的速度下行，预计包括美国、欧元区在内的一些发达经济体都将面临切实的衰退风险。实际上，从去年四季度以来，我国对外出口增速已经连续三个月负增长，预计今年出口增速将下降，贸易顺差将收窄，对GDP或是负贡献。
从消费层面看，一是疫情的“疤痕效应”。持续近三年的疫情会对居民心理和行为模式造成较大影响，包括乐观精神消退、冒险意愿下降以及储蓄倾向上升等，这将限制消费需求的释放；二是杠杆率因素。2022年三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已升至62.4%，再度刷新历史高点，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愈加明显；三是人口老龄化加剧。截至202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4.2%，已经达到中度老龄化门槛。老年人消费意愿弱于年轻人，这将持续压制消费表现。
基建投资方面，一方面由于去年跨期资金大量使用，包括往年预算收入结转结余以及专项债结存限额等，今年可供使用的资金将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难以明显好转，以及专项债付息支出增加，将会限制地方政府加杠杆空间。
制造业投资方面，一是企业信心有待修复。近期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已经降至2020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才能激发制造业投资动能；二是需求端可能仍然偏弱。由于需求回升缓慢、生产尚未饱和，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处于低位，扩产投资的必要性降低。
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一是需求端尚未完全修复。已出台的各项稳地产政策落地显效需要时间，从三、四线城市销售情况看，连续三个月新房价格同比和环比下降的城市仍然不少；二是房地产市场尚未出清，“保交楼”工作仍在进行中，居民对于期房的信任需要重建；三是人口老龄化率上升和适婚人口占比下降，以及城镇化率放缓，将会导致刚性需求逐年减少。
后疫情时代面临新的机遇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断优化并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我们进入了后疫情时代，有力提振了市场主体信心，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将迎来强劲的恢复性增长，进一步彰显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消费方面，一是消费场景逐渐修复。经济社会运行正在回归疫情前的常态，线下接触型、聚集性消费正在加快修复，2023年春运预计超过20亿人次出行，比去年增长1倍。二是居民收入增速回升。疫情对就业的冲击消退，失业率将会逐步下降，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能力会相应提高。三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凸显。
基建投资方面，一是项目储备充足。2023年是“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过渡之年，102项重大项目将会全面落地，各地项目储备也较为充足。二是资金来源有保障。去年12月6日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预计今年的赤字率将达到3%左右，专项债规模也将在之前连续两年3.65万亿元的基础上提升到3.8万亿元左右。此外，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将会继续发挥作用，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共同支持基建投资。
制造业投资方面，政策将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包括推出设备更新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等，制造业投资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也在凸显，预计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速。
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从政策面看，政策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需求端包括放松“四限”标准、下调房贷利率和首付比例、建立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等，供给端则通过“三箭齐发”扩大优质房企的融资渠道，此外还通过“保交楼”政策确保项目如期完工。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将有助于市场企稳。从基本面看，城市更新需求和居民刚需和改善性需求仍在，年度销售面积仍能维持在13亿-14亿平方米。
此外，随着我国出口结构优化和产品竞争力提高，RCEP等区域性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我国对外贸易仍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对策建议
为实现经济稳固回升，回升到潜在增长水平，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一)消费层面。
需求侧方面，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完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
供给侧方面，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丰富应用场景，构建“智能+”消费生态体系；对养老、托幼、家政等家庭服务业加大税费优惠力度；继续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推动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鼓励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
(二)投资层面。
一方面，政策要保持积极基调并做好接续。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适度提高赤字率目标和专项债规模，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择机降准降息，并加量结构性政策工具。各项支持政策(如增值税留抵退税、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等)可相应延期，以做好接续工作。
另一方面，要大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各项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以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家信心。
(三)出口层面。
一是进一步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出口企业产品竞争力。二是继续推进出口退税政策，助力企业降低成本、增加效益，促进外贸平稳发展。三是继续发挥稳汇率的调控政策，确保汇率处于合理区间，降低出口企业的汇兑风险。
(作者系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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