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湿地中，一群麋鹿正享受着怡然闲趣。它们行动稳健，体态丰腴，有些在低头吃草，有些在水中散步，还有一些则卧在草地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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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兴南海子麋鹿苑内，水草丰美，宁静安详，野趣盎然。不久后，这里还将上演一年一度的“鹿王争霸赛”，是麋鹿苑的一大盛事。
麋鹿，又称“四不像”，拥有着鹿角、马头、驴尾、牛蹄，擅长游泳。
麋鹿起源于中国，它曾拥有过辉煌的历史，从指鹿为马到逐鹿中原，中国古书中不乏关于麋鹿的典故与诗句；它也一度濒临灭绝，在颠沛流离中漂泊异乡；现在，麋鹿返回故土，种群重建焕发生机。
近日，在第63期科学咖啡馆活动中，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主任白加德为现场观众讲述了麋鹿种群的前世今生和我国麋鹿保护的多项举措。作为我国一级保护动物，从野外灭绝到重新引入，从种群复壮到放归野外，麋鹿在中国的重生成为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样板。
麋鹿的历史曲折而传奇
麋鹿属鹿科，喜欢气候温和的沼泽湿地，曾广泛分布在我国长江、黄河流域的平原与沼泽地带，拥有着200万至300万年的历史。
“麋鹿的角一般在冬至前后脱落，脱落的角可立而不倒。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将麋鹿作为冬狩的主要对象，成为一种‘守时待岁’的仪式。”白加德说。
在商周时期，麋鹿种群数量最多，达到顶峰。传说姜子牙的坐骑就是麋鹿。
随着气候变化、栖息地减少和人为捕猎等多种因素影响，麋鹿的野生种群数量逐渐减少。
“清朝初期，我国境内最后一群麋鹿放养在北京南苑。”白加德说，1865年，法国传教士阿芒·大卫在北京南苑发现了麋鹿，并将麋鹿标本运至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从此，中国麋鹿名扬世界。
清朝同治年间开始，英法德等国陆续从南海子猎苑运走了几十只麋鹿。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仅存的少量南海子麋鹿遭到西方列强的劫杀。至此，麋鹿在中国本土灭绝。
“中国本土的麋鹿走向灭绝，被运往国外的麋鹿也常常在海船中死亡。”讲到此处，白加德感到十分惋惜，用“九死一生”形容麋鹿的命运。
1894年至1901年，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收集了散落在欧洲的18只麋鹿，饲养于乌邦寺庄园中。乌邦寺庄园环境优美，拥有草地、湖泊与丘陵，符合麋鹿的生存需要。从此，这18只麋鹿在乌邦寺庄园中繁衍生息，它们的后代也不断扩散到世界各地。
“三步走”助力麋鹿本土重生
新中国成立后，让麋鹿回家的工作陆续启动。
白加德告诉记者，我国麋鹿种群重建与保护的工作可以总结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种群复壮，第二步是迁地保护，第三步是野外放归。
种群复壮，是指通过扩繁让麋鹿拥有足够的基础种群。
从1985到1987年，我国从乌邦寺庄园重新引入了38只麋鹿，这38只麋鹿漂洋过海，定居于北京大兴南海子麋鹿苑。
就这样，南海子不仅是麋鹿的科学发现地、本土灭绝地，还成为了麋鹿的重引入地。
据了解，南海子麋鹿苑筹划建设工程分为三期，一期工程仅用时3个月就接收了首批还乡的麋鹿。不仅如此，科研人员还清除湿地淤泥，引入清洁水源，种植了大麦草、苜蓿草等优质牧草，为麋鹿精心准备食谱。
1986年，又有39只麋鹿远渡重洋，从英国伦敦等地的动物园移居至江苏大丰的麋鹿保护区。
精心的照料使麋鹿扩繁工作进展顺利。1996年，北京麋鹿苑的麋鹿数量增长了5.5倍，达到250只，江苏大丰麋鹿保护区麋鹿数量增长了9倍，达到388只。
第二步是迁地保护。所谓迁地保护，是指为了有效保护一个物种，把该物种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其他适合该物种栖息的地方。
白加德指出，物种栖息地的迁移，能够为哺乳类动物的基因带来微小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将增加麋鹿的遗传多样性，提高麋鹿的进化潜能、健康状况与抵御环境变化的能力。
据了解，北京麋鹿苑制定了迁地保护规划，将部分麋鹿输出至湖北石首市的长江天鹅洲湿地，当地为此建立了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苏大丰麋鹿保护区也制定了麋鹿迁地保护规划，不定期将麋鹿“输出”到其他地区。
截至2022年，全国已相继扩展建立了89个麋鹿迁地保护种群。
野外放归是麋鹿保护的最终目标。1993年10月起，陆续有麋鹿被送至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们成为野化放归适应训练的重要“选手”。
1998年长江洪灾，湖北石首保护区的围栏被冲垮，34只麋鹿“趁机外逃”。
“麋鹿是游泳高手。”白加德笑着说，“逃逸的麋鹿可能感到天地开阔，有的在保护区附近的杨坡坦和三合垸安家落户，有的干脆横跨长江，从长江北游到了长江南，一路逃到了湖南的东洞庭湖。”截至2022年底，外逃群体在3个区域形成的自然种群数量均超过200只。
2018年，47只麋鹿被野放至江西鄱阳湖湿地区域，目前也已实现了野外自由繁殖。
如今，一群群麋鹿生活在东洞庭湖与鄱阳湖畔。水波荡漾，小鹿在湖水中嬉戏玩耍，形成天人和谐的美丽景象。
从零到万 打造野生动物保护样板
麋鹿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保护麋鹿对生态环境的稳定与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从种群复壮到迁地保护，再到成功野放，我国麋鹿种群数量已经从重引入初期的70余只增长到1万只以上。多年来，种群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帮助着麋鹿保护突破遗传瓶颈，为其永续发展建立了“基因库”。目前，麋鹿自然种群成功诞生，已接近麋鹿的历史分布区域。
“将一个曾经灭绝近百年的物种重新引回原生地，这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在国际上也没有成功案例可供借鉴。”白加德说。
2021年2月，《科学》期刊发表了一篇名为《逆转中国麋鹿的灭绝》的文章。研究表明，中国麋鹿野生种群重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恢复十年的一个“分水岭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最佳实践。
2021年10月，麋鹿的保护成果被写入《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从本土灭绝到繁衍复壮，中国麋鹿保护取得了优异成绩，获得了广泛认可。
“麋鹿的历史曲折而传奇。麋鹿在国力衰弱时灭绝，在国力强盛时复兴。”白加德感慨道，麋鹿物种的成功保护，是“国家兴、麋鹿兴”的有力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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