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茂莉在家中。受访者供图
历史地理学是什么？这个在大众眼中相对冷门的学科，却是韩茂莉毕生钻研的领域。她是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在历史地理学领域耕耘近40年；从1993年《宋代农业地理》问世到2012年中国第一部通代农业地理专著《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出版，她不仅创立了历史农业地理的撰写体则，并且解决了该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她的课堂座无虚席，所授课程两度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无论作为学者还是教师，韩茂莉都做出了不俗的成绩。
近日，我们来到韩茂莉位于北京大学的办公室，聊她读书求学的经历、治学研究的体会，听她讲述如何以独到的历史地理学视角解读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故事，如何以阅读的厚度丈量山海的纵横。
(资料图)
家庭教育埋下读书种子
“我小时候在姥爷家长大，他不是学者，但对读书、教育的重视超过当时的大多数家庭。”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韩茂莉谈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自己的姥爷。记忆中，姥爷的家在北京东城一个规整的四合院，有一整间房四壁都是书架。因在协和医院工作，姥爷书房里的书不只有各种中文古籍，还有大量外文书。“当时我年纪小，对这些书没多少兴趣，但这满墙的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韩茂莉说。
韩茂莉的父母从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毕业后，就作为农业科技人员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11岁时，她来到父母身边。韩茂莉回忆，当时父母的宿舍非常狭小，没有专门放书的地方，但家里依旧堆满了各类与农业相关的书，这为她日后从事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埋下了种子。“像《土壤学》《耕作学》《作物学》，上面有米丘林等人名和专业名词，我是非常熟悉的。那时我也开始逐渐积累属于自己的书。”
在那个图书资源匮乏的年代，韩茂莉向同学借阅“四大名著”“三言二拍”和唐宋传奇等古代小说，还和家人一起手抄了《古文观止》中的诸多篇章。不仅如此，她还搜集了很多数理化教材提前自学，在小学时就自学中学代数。韩茂莉说：“在家人影响下，我那时已将读书、自学变成一种习惯。”而母亲口中年轻时在贝满女中求学的经历，更让韩茂莉认识到，读书学习的美好不仅在于获取知识、拥有智慧，更能借此结识一批良师益友，对人生产生深远影响。
1977年恢复高考后，韩茂莉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系，又在本科毕业后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攻读历史地理学硕士、博士。韩茂莉说，历史地理是介于理科和文科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需要读的书非常多，除了传统历史学必读的古籍文献，还要阅读相邻学科的书，比如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等等。“当时我住集体宿舍，床下放的是书箱，褥子底下铺的是书，床的边角也放着一排排书。”韩茂莉开玩笑说，“我的床不光住人，更住着书”。
做学问贵在持之以恒
韩茂莉本科选择学地理只是一个偶然，“当时为了能顺利录取，没敢选热门专业”。但学着学着，她忽然发现这个专业很适合自己，也暗自设想如果有一个专业能将历史和地理结合起来，那该多好。后来，韩茂莉读到了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和侯仁之先生的《步芳集》，惊喜地发现真的有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从此我就梦想成为历史地理专业中的一员，一步不停地努力，从不敢耽误时间。”她说。
做研究往往是枯燥的，历史地理的研究尤其如此，要阅读大量的方志、调查报告，里面有很多数据表格。“很多学生听完我的课后说，‘这个专业太有意思了，我以后要学’。我都劝他们要想好。”韩茂莉说，“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和考古报告中去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建立逻辑关系，真是枯燥得不得了，很多同行干着干着就放弃了”。
但这样的研究工作，她一干就是近40年。在电脑尚未盛行的年代，她在一张张文摘卡上手抄和自身研究相关的文献段落，通过将文摘卡比较、分类、建立逻辑联系来寻找研究思路，前前后后抄录的文摘卡达3万多张。为了在家中尽可能多地放置书籍文献，她和丈夫辛德勇将40多个书架呈W型一排排放在客厅，卧室、阳台甚至卫生间也堆着书。不光家里下不去脚，连我们采访的办公室也像一个小型书库，三面摆得满满的书架环绕着一套桌椅，书架的每一层都有两排甚至三排书。
持之以恒，甘之如饴，学术生涯里那些青灯独明的夜晚有多少，韩茂莉已经数不清。她只知道，读书已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柜子里的那一大摞考古报告，没有一个字是不枯燥的。但是一旦读进去了，做出了新的研究成果，就会获得一种比做任何事情都享受的乐趣。”韩茂莉说。
具备地理学的眼光
在韩茂莉眼中，学术终究是为大众服务的。她不仅注重钻研教学方法，用深入浅出、灵活生动的讲法，让学生爱上历史地理学，还写作了《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等通识教材。她写给大家看的历史地理学普及读物《大地中国》问世后就入选多个书榜，受到读者欢迎。里面的一些话题，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我们今天吃的谷子、水稻竟是中国古代先民驯化的结果，之后这些人工培育的农作物沿着不同线路传播到四面八方；“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与江南涌现出的诸多杰出人才也有密切关系。
在历史地理领域耕耘数十载，很多看似寻常的现象和人尽皆知的常识，在韩茂莉眼中都藏着新问题，可能有新发现。《大地中国》有一个章节解读了一种在中国乡村由来已久的现象——赶集。韩茂莉提出，“赶集”蕴藏着一个地理问题，即赶特定市集的农民是固定的，他们有时会赶单日集，有时会赶双日集，要看有没有农产品。如此一来，互补出现的市集勾勒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完整的客源区，这就是所谓的“十里八村”。而后，韩茂莉又证明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最远的认知空间也正是赶集的客源区范围。
能在寻常中发现新意，提炼出新观点、新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这需要一种地理学眼光。早在上世纪80年代赴黄土高原进行综合考察时，韩茂莉就开始关注赶集这一现象。经过长期的阅读和思考，这层“窗户纸”才终于被捅破。
“你知道山东和山西为什么隔得这么远吗？他们的分界是哪座山？”韩茂莉问我们。“这可真没想过。”我们答。她娓娓道来：今天的山东、山西，并非古代的山东、山西。大约在商周时期，古人口中的山东山西，以崤山为界（在今河南省灵宝市）。与崤山相对的就是著名的函谷关，以函谷关和崤山为界，就构成了时人心目中的关东、关西、山东、山西。西汉中期，汉武帝将关中传统空间向四方扩展，函谷新关与太行山构成的共同界线，成为关东、关西和山东、山西之界。南宋时，金王朝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设置了山东东路、山东西路两个行政区，其范围与今天的山东省非常接近，这就和原来以太行山为界的“山东”完全不搭界了。从金代延续到明清，“山西”还在山西，而山东和山西之间隔出了一个河北。“这是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明清，一系列历史地理演变的结果。”韩茂莉说。
采访最后，韩茂莉推荐了《地理学与生活》一书，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阅读发现地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收获乐趣。这本书是世界地理学界的经典之作，其中涉及对人体有害的天气现象、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城市形态的变化、城市垃圾与危险废物的处理等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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