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受全球新冠疫苗需求回落影响，中国疫苗出口量有所下降。
面对日趋“内卷”的国内市场，国内疫苗企业开始尝试在集中效应显著的国际采购中“分一杯羹”——通过获得世卫组织的预认证，打开亚非高疫苗需求国家的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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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首个国产二价HPV疫苗——万泰生物（603392.SH）的“馨可宁”在2021年10月获得世卫预认证。根据该公司3月底发布的2022 年报，此款疫苗已相继获得摩洛哥、尼泊尔、泰国、刚果(金)4个国家的上市许可，在巴基斯坦、印尼等16国的注册申报也正有序推进中。
然而，由于起步较晚，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和沟通能力薄弱，加之预认证初期投入大、回报不确定性高，自2013年国药集团中生公司成都所乙脑疫苗通过首个预认证至今，通过预认证的中国疫苗产品仅有10款。
过程如此艰辛的“预认证”是中国疫苗出海的最优选吗？和十年前相比，当前中国企业选择预认证面临哪些新机遇，又需克服哪些挑战？
10年仅10款中国疫苗获世卫预认证
“和中国拥有巨大二类疫苗市场不同的是，大部分国家疫苗还是属于公共产品，私有市场非常小。”中国疫苗行业协会疫苗国际合作促进分会秘书长，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中国国家代表袁瑗近日在一场研讨会上表示。
公共产品的定位，意味着中国疫苗产品要想“走出去”，就需要在安全和质量上与国际标准接轨，并兼顾产品的可负担性。
世卫预认证（Prequalification，简称“PQ”）是包括疫苗产品被纳入联合国各机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或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采购清单的重要准入标准，也表明企业研发、临床、生产和质量体系的经受住国际标准考验。随后，疫苗企业可以与国际组织合作推动集中储备采购（Stockpile），开拓国际市场。
以Gavi为例，国际采购一般用以支持研发和生产能力不足的疾病高风险国家和地区，这些区域多分布在亚非地区。
《中国疫苗行业国际合作发展报告2023》（下称“报告”）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预认证”相当于敲门砖和试金石，对疫苗产品上市速度甚至可行性起到决定性作用，也让企业在商业价值上得到回报。
“从趋势来看，价值增长点还在欧美，因为疫苗单价会相对比较高，但量的增长点是在亚非国家。”袁瑗称。
报告称，2021年，在非新冠市场中，四大家（默沙东，葛兰素史克，赛诺菲，辉瑞）在国际市场占比达到73%。其中，国际采购是头部玩家角逐的重要市场。比如，在四大家的收入结构中，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同金额平均每年可达到3亿-5亿美元，占比约5%-10%。而受新冠疫情影响，伴随中国生物和科兴生物为代表的新冠疫苗产品相继取得世卫紧急使用授权（EUL），中国疫苗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占比达到19%（主要为新冠产品）。
前述报告测算显示，2021年中国在UNICEF合同金额中占比从小于1％提升至10％左右，当年印度的占比达到30％。2022年，随着新冠疫苗需求缩减，中国在UNICEF合同金额中占比迅速回落至5％以下。
中国在疫苗国际采购中话语权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获得预认证的疫苗数量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
2011年，中国疫苗监管体系通过疫苗国家监管体系（NRA）评估。WHO将通过疫苗监管体系评估作为采购该国疫苗产品的前提，即只有国家监管体系通过评估，该国企业才能申请WHO疫苗产品预认证，并列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采购清单。
2013年，中国疫苗产品首度通过预认证。2022年11月，科兴水痘减毒活疫苗通过了世卫的预认证，成为目前最新一款获得世卫认可的中国疫苗产品。至此，中国花费10年时间，完成了10款疫苗产品的预认证。
除科兴水痘疫苗外，此前获得世卫预认证的中国疫苗产品还有：科兴的甲肝灭活疫苗（成人和儿童两种）和脊髓灰质灭活疫苗，国药中生成都所的乙脑疫苗（一人份和五人份两种），国药中生北生研的脊髓灰质灭活和口服减活疫苗，华兰生物的四价流感疫苗以及万泰生物的二价HPV疫苗。
而在亚洲其他国家，印度已有112款疫苗产品通过世卫预认证，韩国和印尼通过世卫预认证的疫苗产品也分别达到20款和15款。
“疫苗行业规划周期是非常长的。从国际采购的角度来说，世卫组织会出台疫苗优先清单，从清单出台到真正有产品进入国际组织采购，需要8到10年的周期。” 袁瑗说。
她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进一步提到，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每五年会做一个疫苗投资战略(VIS)，2023-2024年是Gavi制订2026-2030五年VIS的时间，也是各个企业跟Gavi沟通他们的产品线、技术、产能、可能的价格和时间表的机会。
换言之，中国企业想要在通过预认证的基础上，加入该战略，机会的窗口期就在2023年。“错过提早沟通时间窗的企业，将在2025-2026年陷入较为被动的局面。” 袁瑗称。
业界：“叫好又叫座”比较难
虽然“预认证”已被业界公认是中国疫苗企业出海“最成熟的路径”，但在头部企业试水成功后，却鲜有后来者加入。
尝试国际化的中国疫苗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出海”的其他路径。比如，有的疫苗企业选择将海外高需求产品在目的地加速注册审批；有的通过技术转移实现产品“出海”和本地化生产；有的则通过与CDMO（合同研发生产组织）合作，由CDMO在海外的基地与疫苗企业合作在目的地国家生产商业化批次。
这些探索也并非一片坦途。“由于信息不对称，海外信息和合作伙伴很难找。此外，他们对中国品牌、中国创新技术或持质疑态度，尤其是对于我们初创公司而言。”成都威斯克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卫东说。
这些本土疫苗企业为何绕开“预认证”——这一能够让疫苗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获得权威背书的“出海”路径？
袁瑗认为，拿到世卫认证当然很好，对于开拓国内市场也是一个加分项。但问题在于，预认证或将带来较大的投资成本。
“预认证有很多情况。如果因为与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世卫的要求有差距，改造内容涉及厂房硬件，投资成本是巨大的。同时，国内上市的疫苗往往在临床数据上，也与世卫的标准存在差距，这又涉及到相关比例的海外临床数据，从获取难度上也不小。”袁瑗说。
据首个通过预认证的乙脑疫苗企业中生成都所的相关人员介绍，成都所从2006年起花了7年时间，投入近8亿元，建成了包括乙脑疫苗生产车间、spf动物生产车间等符合国际标准的厂房设施。
另一方面，国际采购会根据预算和预计疫苗需求，再进行筹资固化。被纳入采购清单的疫苗还需兼顾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疫苗可负担性。而同时，如果考虑加入国际采购，国际采购的供需关系并不稳定。换言之，试图“以价换量”的国际采购，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
此外，自家公司的疫苗产品优势是否可以在国际采购中体现出来，也是疫苗企业的考虑因素，而创新性并非是首要评判标准。袁瑗告诉第一财经，在公共卫生问题中，比创新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比如新型口服脊灰疫苗（nOPV）就是为了减少毒力返祖。”
如此种种，加深了本土疫苗企业通过获得预认证开拓海外市场的顾虑。“这是个较难做到叫好又叫座的问题。” 袁瑗说。
但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杜珩看来，对于企业而言，预认证是个边际成本递减的“出海”路径。
“如果企业做过一次，后面就比较有经验，第二个和第三个产品获得预认证就会相对容易，并不是说需要一个一个地均等投入。”杜珩表示。
她举例称，比如，（印度）血清所已经做得轻车熟路，现在开发出一个产品就可以进行预认证，而不用额外加大投入；在国内，科兴和中生也在首款产品获得预认证后，陆续将多款产品提交预认证。其中，中生方面，目前正有意让每个研究所进行一次预认证。在准备预认证的过程中，该研究所可以整体提升内部质量管理体系。
另一方面，国内疫苗监管的从严趋势，亦迫使企业提升质控标准，并为中国企业获得国际认可创造条件。
去年8月，中国通过WHO标准升级后，新一轮疫苗国家监管体系（NRA）评估。国家药监局彼时发文称，通过评估，不仅意味着中国拥有稳定、运行良好且完整统一的监管体系，能确保在中国生产、进口或流通的疫苗质量可控、安全、有效，也是我国疫苗出口全球的重要基础。
往后看，中国疫苗产品预认证数量将呈“稳步上升、管线可观”局面。根据《中国疫苗行业国际合作发展报告2023》，除“10+3”已通过世卫预认证和被纳入紧急使用清单的本土疫苗产品之外，目前还有另外11款已提交申请或者进行现场检查。
此外，该份报告根据截至今年1月的公开信息预估，2023年和2024-2025年预计提交申请的本土疫苗产品研发管线分别有3条和9条。截至 2030年，获得世卫预认证的中国疫苗产品累计可达到66个。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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