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出版

5月27日，《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新书发布会暨学术座谈会在上海世纪出版园召开。

2010年初，北京大学承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捐赠，获得一批从海外回归的秦简牍。这是继睡虎地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之后又一重大典籍类秦简牍发现，包含众多失传两千年之久的典籍，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这批简牍包括竹简10卷共762枚（其中卷四300余枚简为双面书写）、木简21枚、木牍6枚、竹牍4枚、木觚1枚以及骰子1枚、算筹61根与竹笥残片若干，抄写年代大约在战国末至秦始皇时期。这批简牍形制丰富且保存良好，多数有明显的契口和编绳残留，字迹清晰，多数为隶书，很小的一部分近于篆书。其竹简长度不一，有23、27、36cm等。经整理研究，包含有26种不同类型的文献，涉及古代政治、地理、社会经济、数学、历法、医学、文学、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丰富性和多样性实属罕见。

(相关资料图)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是《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重点资助项目”。本次简牍整理，由北京大学的朱凤瀚、李零、胡东波、韩巍、陈侃理、田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刘丽、杨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邹大海、高峰等学者组成课题组，集合了历史、考古、中文、数学等多学科、跨单位的研究力量，通力合作，完成研究工作。

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北大秦简牍内容丰富，不仅有多种以往出土秦简牍中未见过的体裁与内容，而且即使是过去见过的体裁，仍然给予我们许多新的启示，大大丰富了从以往的秦简牍中获得的对秦代社会、政治、经济与秦人思想观念乃至文学作品的认识，有着非常独特的学术价值。而且，《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是国内简牍整理研究中，首次附带完整报道室内发掘情况与相关研究成果的著作，必然会对今后出土简牍的保护与科学整理有重要借鉴意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在致辞中介绍了本书编校出版的历程，这批简牍的形制丰富，有竹简、木简、竹牍、木牍等多种，在入藏北大时依然保持着出土时的原始状态和位置关系，为研究古代简牍书册制度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同时，丰富的形制也对出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过反复推敲设计，最终确立了尊重原始书册的物理形态且兼顾内容分类的出版形式。

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分册情况及主要内容

第一册：秦代社会文化生活的稀见材料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第一册所收录文献属于思想与文学类，有《从政之经》《教女》《公子从军》《泰原有死者》《隐书》《酒令》《秦始皇三十一年质日》《秦始皇三十三年质日》8种，展现了秦代吏治、伦理教育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的多个方面。北大秦简《从政之经》内容与体例颇近于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是此类出土文献中抄写年代最早的一篇，反映了秦代禁止私学之前吏治教育的面貌。《教女》《公子从军》《隐书》《酒令》属于首次发现，突破了以往出土秦简牍以法律文书等实用书籍为主的格局。《教女》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论述女德的文章。北大木简《隐书》应即《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的《隐书》一类。《公子从军》《酒令》《泰原有死者》也充满生活气息，描绘了当时情感关系、娱乐生活、复活故事的生动画面，改变了人们对秦帝国的单调印象。《秦始皇三十一年质日》篇末记录了一年各月日夜长短比例，大致将一天分为28份，较之此前常见的日夜16分更为精密，具有重要的天文学意义。

第二册：秦代日常经济生活的宝贵材料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第二册所收录文献属于数术类与数学类，有《日书杂抄》《祠祝之道》《杂祝方》《算书丙种》《九九术》《成田》《田书》《佣作文书》8种，提供了秦代日常祭祀与经济活动的丰富信息。《祠祝之道》中的祠㮴简，是首次在秦简中发现与水路出行有关的祭祀操作。《祠祝之道》以竹简为主体，与书写篇题的竹牍合编；《杂祝方》简背画有交叉墨线，这两个特殊形制在秦简牍中属于首次发现。《成田》与《田书》涉及田亩与田租计算方法，详细记载了秦代“税田”与“取程”的方式，为研究战国晚期至秦代田亩、赋税制度提供了新资料。《佣作文书》是记录工作与收入的记账文书，在秦简牍中罕见，是了解当时劳动与谷物价格的实物资料，也有助于认识这批竹简原主人的身份。

第三册：竹简卷四图版，前所未见的简册形制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第三册收录竹简卷四的图版，包含竹简300多枚，不仅是北大秦简中篇幅最长的一册，而且其长度（简数）在目前已知战国秦汉出土简册中高居“榜首”。竹简正、背两面都写有文字，正面依次抄有《算书甲种》《日书甲种》《制衣》，其最后一枚简开始抄写《算书乙种》，然后转入背面继续抄写；除《算书乙种》外，背面还抄有《避射死刃》《病方》《道里书》《禹九策》《祓除》《日书乙种》等。卷四抄写的这10篇文献，书体不一，非一次抄成，简册正、背面的对应很不整齐，而且在前后两篇文献对衔接处往往有交错分布的现象。如《日书甲种》的《大时小时》章和《算书甲种》的“衡制换算”则出现上下“拼版”的现象。此外，整理者韩巍还发现《祓除》篇的最后四枚简（简三〇九背至三〇六背）类似今天的“书签”或“夹条”。卷四的种种形制在出土秦汉简册中实为罕见，为研究古代简牍书籍的制作、流传和使用，提供了实物个案。

第四册：竹简卷四释文，多种文献的杂抄汇编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第四册收录竹简卷四的释文与注释，各篇内容差异较大。北大秦简《算书》三种一半内容与田亩、田租计算有关，体现出中国古代数学的实用传统。《算书甲种》篇首的《鲁久次问数于陈起》阐述了数学在自然秩序与社会管理中的广泛应用价值，又构建了三方三圆、可能与“盖天说”有关的宇宙模型，既填补了中国早期数学思想史的空白，又具有重要的天文学意义。《道里书》系统记录了江汉地区的水陆交通路线，空船与载重船一天内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的里程，以及大量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地名，对了解当时的交通技术、时空观念与行政建制具有突破性意义。北大秦简《病方》以祝由术为主，反映了上古时期“巫、医不分”的情况。《制衣》《禹九策》《祓除》属于首次发现，《制衣》是秦代服饰工艺书的珍贵样本，后两者则是秦汉时期数占、祓除术的稀见材料，补充了秦汉数术发展的新线索。

第五册：室内发掘经验总结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第五册收录的是北大秦简牍的室内清理发掘报告。北大秦简牍入藏后，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胡东波教授组织文物保护与考古人员，开展室内发掘工作。发掘组借鉴考古地层学的理论与方法，确立了以“层”为单位的并列编连关系、进行编号提取的清理方式，厘清简牍的叠压、交错关系，为后续简牍缀合编连提供了坚实基础。发掘组又采用14C测年、材质鉴定、显微观察等科技检测手段，确定简牍的出土环境信息。通过显微观察，在简牍残存的编绳中，发现了人体寄生虫卵，可知这批秦简牍出自墓葬。这批简牍字体基本为秦隶，少部分文字近于篆书。竹简中有两组表格形式的日历，分别属于秦始皇三十一年与三十三年，初步判断北大秦简牍抄写年代大约在战国末至秦始皇时期。竹简中的《从政之经》讲为官之术，《道里书》的地域范围以南郡为中心，由此推测简牍主人身份可能为秦南郡地方官吏。最后一章《简牍发掘方法简述》，总结了北大秦简牍室内清理、科技检测与文物保护的诸多探索，将简牍室内发掘的宝贵经验共享出来。

图一：北京大学藏秦简入藏时的情况

图二：北京大学藏秦简室内发掘分层揭取的编号

二、《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独特价值

从总体来看，以往出土秦简牍以法律文书和《日书》《算书》等实用工具书籍为主，北大秦简牍则有以往未见到过的文学作品和大量反映社会生活、民间信仰的记录。其中《公子从军》《泰原有死者》《隐书》《酒令》这四篇文学佚书，为我们研究散文、诗赋等多种文学形式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竹简卷四《制衣》系首次发现的上古服饰文献资料，是秦代工艺书的珍贵样本。卷九《教女》也是以往出土简牍前所未见的以近似韵文的形式论述女德的文献，年代比东汉班昭《女诫》早了300余年，也是反映秦代妇女生活、家庭伦理的宝贵资料。这些文献充满生活气息，提供了关于秦代社会生活、伦理关系、工艺水平的丰富资料，改变了人们对秦帝国的单调印象。

其次，这批秦简牍的书写年代集中在秦统一前后，恰好处在中国文字发展的转折期，有许多前所未见的新字形，对了解隶书字体的形成与演变很有意义。

再次，这批秦简牍中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简册形式：竹简卷四包含300多枚简，其中绝大多数竹简正、背两面均书写文字，抄有十篇内容迥异的文献，各篇书体不同；竹简卷六《祠祝之道》则与一枚长度、宽度都迥异的竹牍合编。这两种现象在战国秦汉出土简册中十分罕见，丰富了我们对古人知识体系和知识记录、传播方式的认识。

图三：《酒令》图版及其相配的骰子

三、《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学术意义

比照以往出土秦简牍中的同类文献，北大秦简牍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医药与算术等方面都具有新的学术意义。

政治思想方面的材料集中在《从政之经》（图四）中。《从政之经》主要论述官吏自律、修身、宜忌与治民之术，属于官吏教育的守则。类似的出土文献有已经发表的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与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以及尚未公布的王家台秦简《政事之常》。从文本内容编排与所用词语来看，北大秦简《从政之经》文本抄写年代可能最早。《从政之经》的第五节《贤者》整合了战国诸子关于贤者与人君相得的思想，说明在秦始皇三十四年下令禁私学之前，秦吏能够接受诸子思想教育。

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主要集中在《道里书》中，此书主要记录江汉地区的水陆交通路线和里程。相比于里耶秦简中零散的里程记载，北大秦简《道里书》记载的里程更为系统、详尽。书中分别记载了空船和载重的船在一天中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能够行驶的里程，对了解当时的交通技术水平和古人的时空观念都具有突破性意义。《道里书》还记录了大量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乡、亭等小地名，对研究当时长江中游历史地理、交通状况以及行政建制，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社会经济方面的材料集中在《成田》与《田书》中，前者内容为田亩面积计算，后者则增加了田租计算，性质上属于算数教材。已发现与秦汉田制相关的出土材料有四川青川木牍《为田律》、里耶秦简档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田租籍”，而北大秦简《田书》的出土，则为我们进一步提供了理解战国晚期至秦代的田亩、赋税制度提供的宝贵资料。

医药与算术方面的材料包括《病方》和《算书》。相比于里耶秦简医方、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他”、马王堆汉帛书《五十二病方》、北大汉简医方，北大秦简《病方》时代较早，结构比较零散；内容以祝由术为主，用药配合禹步和祝祷，反映了上古时期“巫、医不分”的情况。《算书》一半内容为田亩与田租的计算，体现出中国古代数学重实用的传统，也为探索汉代《九章算术》这一数学经典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与《算书》同出土的还有1方“九九术”木牍。《算书》甲种篇首的《鲁久次问数于陈起》引发学界较多的讨论。此文内容为数学家陈起向鲁久次论述数学的重要性、应用的广泛性以及对国计民生的必要性。陈起着力强调数学在人类认知领域的优先地位，填补了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史上的空白。陈起还构建了三方三圆的宇宙结构，这是从未发现的“盖天说”模型，在中国古代天文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陈起提倡普及数学知识，强调“数学的社会性”，其理论性和思想性不见于已知的其他早期数学文献，是了解当时数学教育和数学思想的不可多得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