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犯罪题材的小说、电影一直是人类精神消费品中不可取代的类型，如果把所有这些消费品所在场域定义为一个大型展销会，那么犯罪题材往往会被置于最为幽暗的角落，即便再隐蔽也不乏窥探的眼光。这些年来，悬疑剧、推理小说的风潮正盛，不仅是外国译介的作品，从大火的《隐秘的角落》到最近风头正盛的《漫长的季节》，罪案题材逐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用来消闲的谈资。
《沉默的羔羊》中的朱迪·福斯特
(相关资料图)
然而脱胎现实游走于虚构的作品并不能直观为大众提供某种警示，相反，在一定层面上，这种艺术附魅的过程会造成误读。好莱坞著名电影《沉默的羔羊》刻画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汉尼拔，FBI探员在为其做心理侧写时与之产生了微妙的纠葛，这种与犯罪者“共情”乃至互相理解的危险情节让女主角的扮演者朱迪·福斯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堪其扰，甚至有犯罪者策划针对她的绑架与暗杀。
这或许就是处理犯罪题材的矛盾之处了，照本宣科的描述会流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而精心设定又会陷入道德困境，再者，过高地估计公众的理解能力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吞噬黑暗的人》《我身边的恶魔》这两本书在近期被译介过来，它们的题材均是犯罪纪实性的非虚构作品，它们的立场与手法在一些方面很恰切地回应了笔者上述的某些疑问，兴许可以为这一题材在今后的嬗变起到正面作用，也能为读者在猎奇之余提供警示。
露西·布莱克曼已经死了。早在我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之前，她就死了。事实上，正是因为她的死亡——或失踪，当时人们都是这么认为的——我才对她产生了兴趣。……露西布莱克曼是一名在那里（日本东京）失踪的英国女性——也就是说，我第一次想到她的时候，他在我眼中只是个新闻素材。——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在阅读《吞噬黑暗的人》之前，笔者对此书想要叙述的案件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露西·布莱克曼案可以说是一例极具代表性的国际案件。一个英国人不远千里放弃正当职业，跑到日本东京做陪酒女意外失踪，最终被发现死于非命。对于看客来说，如同帕里所言，露西的遭遇不过就是一个新闻而已，分析该案的纪录片在网上亦可寻获。帕里对待这一“新闻素材”的态度也是一个逐渐升温的过程，随着作者的详细调查，所有关于案件的细节被呈现在公众眼前，但这并不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相较于案件本身，其周遭的次生信息才是此书最为精华的部分。
露西失踪的伊始，日本警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或许并不是日本警方的特例，对犯罪题材有所了解的读者应该知道，露西的职业决定了她在警方的视域里属于“灰色地带”，搜索这一类失踪者对于警方而言往往吃力不讨好。与警方出工不出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露西一家人来到日本之后的舆论攻势，她的家人们散发大量传单，召开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不断地通过申诉大使馆最终让露西·布莱克曼的失踪从刑事案件升格成为了重大的外交事件。
单纯叙述这种发展过程的同时，帕里并没有为传主隐晦的意思，露西自身对日本的情况并不了解，她从事陪酒的事情也对家人进行了隐瞒，最令人吃惊的是露西的父亲蒂姆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亦沉迷于日本的各色风月场所，帕里也一再暗示日本所特有的情色产业对于人性、道德的剥夺。露西确实是在日本失踪了，日本警方的懈怠、不作为确实令人愤怒，但是陪酒女失踪这种案件类型也确实司空见惯。
大量的采访、实地调查令读者感到紧迫感的同时，也不得不从心中发出无奈的慨叹，在露西失踪的东京六本木，一个外国陪酒女下落不明根本不是什么新闻，至于她去了什么地方、是否还活着，或许除了她的家人没有任何人在乎，每到了夜幕降临，六本木仍是灯红酒绿的欲望场所，这不会因一个人的消失发生任何改变。
或许是新闻从业者，帕里对于案件过程中日本媒体的描述也很值得大家玩味。日媒显然也缺乏对西方受害者的报道经验，日本本土的受害者家属往往是缄默的，面对媒体首先会致以歉意表示给公众添了麻烦等等，这种刻板的印象碰到了露西家人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反差。他们言辞激烈地指责日本警方办事不力，他们可以借重的外国媒体力量给日本媒体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日媒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猎奇者的形象，他们不关注露西的死活，更多地是在挖掘露西周遭的八卦，这或许也和外国女招待在六本木酒吧广受欢迎的逻辑形成了一种契合。
详细的调查、认真的走访、尽可能克制的笔触，帕里笔下的露西案抽离掉了那种娱乐化的倾向，还原出了一个西方个体“迷失东京”的典型案例。但《吞噬黑暗的人》一书也有一些局限性，它的抽离感过强，而且虽然作为记者驻扎亚洲多年，帕里笔下的东方世界仍旧显得不够“文明”，许多对于“殖民地”的刻板印象会在无意识间流露于笔端，这种疏离感很“日本”，很“东方”。
与之相对照，《我身边的恶魔》则以更近的角度、忠实记录下了十恶不赦的犯罪者的真实面目。该书作者安·鲁尔有从事警察的经历，从1969年起全职从事真实罪案的写作。她的整个写作生涯都绕不开连环杀手泰德·邦迪的名字，这其中最令人咋舌的便是她曾与泰德共事，一同担任危机诊所的志愿者，接听有自杀倾向的公众来电，一起拯救生命。
《吞噬黑暗的人》最终揭示的犯罪者始终处于阴影中，如同所有固定桥段设定的那样，警方最终抓住了罪犯，搜出了证据，将其正法。然而《我身边的恶魔》则带给读者极大的震撼，在那个侦查技术仍旧不发达的时代，泰德·邦迪犯下了滔天罪行连续杀人二十余起，即便他最终被捕、被处以电刑，但是他的犯罪故事被媒体不断地添油加醋，就连安·鲁尔自己也陷入了一种彷徨的境地。
我并不感到庆幸，我宁可自己从未写成一本书……也更愿意泰德的那些受害者还活着。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快40年过去了，泰德留给公众的印象仍然是那个相貌英俊而意气风发的连环杀手，现在的年轻女孩——她们的年龄与上世纪70年代的受害者相仿——更觉如此。我现在仍会收到泰德·邦迪20多岁的粉丝的来信和电邮……
实际上，在泰德·邦迪被捕之前，他已经成为了西雅图一系列凶杀案的嫌疑人，但是由于侦察技术的限制，始终未能获得强而有力的证据。泰德形象出众，头脑聪慧，不仅拥有双学历，更有不错的社会形象，以至于西雅图警方绘制出嫌疑人画像之后，许多泰德的朋友错愕、震惊，他们一致认为泰德“绝对不可能”伤害女人，他甚至都不会对人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他平时乐于助人，主张消灭性暴力犯罪，这样的人不管与合成照片有多像，都不可能沾上这种事。
安·鲁尔的视角是一种归因法的透视，她震惊于与泰德共事三年也未曾了解这样一位“正派人物”有着截然不同的阴暗面。又由于她所具备的犯罪心理学知识，使得她在分析泰德时拥有他人所不具备的专业性。比如泰德的施虐性人格来源于他复杂的家庭身世，其表演性犯罪人格则是他自信/自卑一体两面的性格缺陷形成的。拥有警方人脉，安·鲁尔可以轻松地获得泰德案的大量原始调查档案，可以极尽细致地分析每个被害人的特征，这本《我身边的恶魔》既是一本优秀的非虚构罪案纪实，更是为美国警方提供了大量连环杀手的细节特征，为同时期的罪案侦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上述两本书记录者所处的位置造成了叙事视角的不同，安·鲁尔如此地贴近犯罪者，所以她的笔触细腻入微，但又令人毛骨悚然，应该说对大众的警示意味应该更大，但是现实似乎给作者开了一个吊诡的玩笑。
纪录片《与杀手对话》海报
泰德·邦迪的犯罪经历经过媒体的加工、他自身的经营，变得越发娱乐化。根据Netflix的纪录片《与杀手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a Killer），泰德用坦诚罪行的方式与警方交易，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试图操控他在大众心中的形象，将其自身塑造成一位“有魅力的高智商犯罪者”，从结果来看，泰德在死后完成了他的野心。他的形象被电影、电视、小说等等载体不断地提及、引用，这也最终造成了记录者安·鲁尔的道德困境，她的书成了泰德·邦迪故事的一部分，公众在接受这样的罪案故事时的结果几乎是不可控的。
故事在完成的那一瞬间，作者就已经死了。安·鲁尔无法控制住她所撰写的罪案纪实在受众那里达到的效果，或许与她优秀的撰写能力有关。小说家言，优秀的艺术作品不应该受到道德评判的制约，但是对于罪案这一特定题材而言，无论其虚构与否，还是要有一层道德的防波堤，在与书籍（作品）配套的宣发上也要有所警惕，裁抑其猎奇元素的部分。写到这里，笔者恍然于东野圭吾故事的“套路”，每一段悲剧都需要用一种和解来回护，这或许是一种难解的叙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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